晚明社会腐败奢华读书人爱穿女衣
明代四通八达的交通,使商品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,例如,以北京为中心修建了六条交通干线。它们分别是:京辽线(北京通州到辽宁沈阳、开原)、保成线(河北保定到四川成都)、保桂线(河北保定到广西桂林)、郑昆线(河南郑州到云南昆明)、德广线(山东德州到广东广州)、德福线(山东德州到福建福州),而以南京为中心同样修建了六条交通干线。
交通干线将整个中国连在了一起,而水路交通的发展同样不容小觑。自朱元璋统一中国之后,便大力开河、修整河道,特别是对京杭大运河的利用更是被认为是历代最充分的。在公路、水路交通大发展下,中国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。
然而,统治者希望借着专卖这一形式垄断利益,由此便迫使各种走私现象大范围出现。当朱元璋铁腕父子相继去世后,明代皇帝们面对走私更是手足无措,从而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。在流失中,老晋商、徽商、粤商等相继崛起。可它们的出现非但没有使走私问题得到解决,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化。
因为历史上投资渠道较少,诸如股票、期货、重工业等投资方向都没有,因此,盐茶丝绸等商品走私便成为首选。可以说,明代发达的交通使它成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同时,又埋下了日后落败的隐患。成也交通,败也交通!对于交通建设,朱元璋可谓是不遗余力,还发生过一个为了修路而杀开国功臣的故事。
陆路交通四通八达
奢香修路
洪武十七年(1384年),在南京金銮殿上,朱元璋看着跪在地上的一个彝族女子。此女年纪不大,不到30岁,长得秀丽端庄,儒雅中透着一股倔强。她就是著名的彝族女首领奢香夫人。她14岁(1375年)嫁给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。洪武十四年(公元1381年)霭翠病逝,奢香代其幼子袭贵州省宣慰使职。
朱元璋看着她,笑道:“奢香夫人此来,难道就是为了告马晔吗?”
奢香夫人回道:“大明皇帝万岁!臣自洪武十四年袭宣慰使以来,领兵协助颍川侯傅友德、永昌侯蓝玉、西平侯沐英剿灭段氏及蒙元残余,统一云南。我族人愿为万岁效犬马之劳,万岁对我等也洪恩备至。万不想都指挥使马晔竟对我裸衣笞打。 *** 有句话叫,士可杀不可辱,马晔如此侮辱我,我等族人决不答应。我与宣慰同知刘淑贞皆为女子,似这等侮辱是问汉族女子该如何?”
朱元璋面带杀机:“马晔如此害我,我决不轻饶!”
奢香夫人闻听,喜极而泣:“万岁皇恩浩荡!”
朱元璋听罢,微微一笑:“奢香夫人,我一定为你做主,以‘开边衅,擅辱命妇’的罪名捉拿他。但马晔也是朝中大臣,今我抓他为你申冤,尔有何报之?”
奢香夫人闻听,思考了很久,回答道:“万岁自登基以来,广开道路,以便世人通行。今我皇如此天恩,我必带族人将贵州修得四通八达,与内地交通自此无碍。”
朱元璋闻听霍然站起,朗声笑道:“奢香夫人此举于国有大功,休说一个马晔,就是十个,我也杀得!”
事后,马皇后又在御花园款待奢香夫人。临走前,奢香夫人又获得了大量的金银、丝织品、香料等赏赐。
一百多年后的某一天,有一位正值壮年的书生,走在茂密的山林中,踏着乱石与枯草,并且时不时地捂着 *** 。此人身材高挑,用今天的尺子一量,大概得有一米八,瘦削的长方脸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两腮深凹,两条细长的眉毛显得有些女性化,红红的薄薄的嘴唇包裹着两排洁白的牙齿,高高的鼻梁上是一双凤眼,显示出此人必是睿智之人。
此人一边走,一边说: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。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说罢,长叹一声:“唉,想我已经七天没刷牙(中国式牙膏牙刷产生于宋代)了!终于到了,这贵州龙场好难走呀!”
这位爱干净的人是谁?他就是大名鼎鼎的、被后人称为“心学”集大成者的王守仁,世称阳明先生。王阳明可是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,最著名的大学子。今天,有许多人甚至认为,他是继孔子之后的第二大哲学家。然而,如果没有一百四十多年前一位叫奢香的女人,恐怕他从北京来贵州的路将更加难走。
奢香回到贵州后,便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,先后开辟了两条驿道,打通了贵州通往云南、四川、湖南的交通干线。朱元璋为此大呼:“奢香归附,胜得十万雄兵!”。
奢香开辟的道路人们称为“龙场九驿”,长达五百六十多公里。在当时,龙场九驿有两条主干路:一条由贵阳东北的水东经威宁到云南昭通,另外一条由贵阳向北经修文到云南西谷里、西城关、大渡河、归化再到毕节。洪武二十九年(1396年),38岁的奢香夫人病逝,朱元璋派特使前往参加葬礼,加谥号为“大明顺德夫人”。
由朱元璋对奢香夫人这件事情可以看出,他对交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有着深刻认识。
早在洪武元年(1368年)朱元璋称帝的第22天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,将南京公馆改为“会同馆”,在全国各地设立水马驿站、邮局(递运所)、快递局(急递铺)。
第二年,他又颁诏,把元朝的“站”一律改称为“驿”。每攻占一个地方,朱元璋便要求工兵队伍迅速修路修建驿站。这其中,既有军事原因,更有对日后经济建设的考虑。
明朝的道路宽十丈,每六十里设置一个驿站,供传递公文、信件的人和马匹休息,甚至还经常派高级官员专门去修路,先后“遣凤翔侯张龙等往云南置驿传”,“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”,“命普定侯陈桓往陕西修连云栈入四川,都督王成往贵州平险阻沿沟涧架桥梁,以通道路”。
在边疆地区,朱元璋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修建,例如,在洪武二十年(1387年)建立了大宁都司,在辖境内修了四条主要交通干线,其中一条由北京丰台途经顺义驿、密云驿、石匣驿(今密云东北)、古北口、青松驿(今河北滦平),至兴州中屯卫(今河北承德市西滦河)。
朱元璋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对交通非常重视。例如永乐皇帝不但继续增加关内道路设施,对关外也非常重视。永乐七年(1409年)在黑龙江地区建立奴儿干都司,修建驿站45处,在黑龙江、吉林地区共修建了六条主要交通干线。
到了明代中后期,陆路交通已经极为发达。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北京为中心修建的六条交通干线外,南京作为陪都,交通也非常发达。例如宁京线(由南京经徐州、济宁、德州到北京)、宁太线(由南京经烽烟、苏州、归德、开封到太原)、宁西线(南京到西安)等。
北京和南京的交通干线往往合并在一处,例如宁西线和保成线的交合。宁西线,由南京经开封、郑州、陕州、华州到西安,保成线由河北保定经正定、邢台、安阳、汲县、泌阳、洛阳、三门峡、华县、西安、岐山、宝鸡、勉县西老城、广元、阆中县东、三台到成都。
省会城市间直达的一级公路至少有两条,省间的二级公路至少有四条。例如,北京到北直隶各府:A。经通州、三河、玉田、丰润、永平府(今卢龙县一带)、山海关通关外;B。经良乡、涿州、安肃(今河北徐水)、保定府、庆都、新乐(今新乐东北)、真定府(今河北正定)、栾城、赵州(今赵县)、内丘、顺德府、沙河(今南和县)、邯郸入山西;C。经良乡、涿州、新城(今新城县东南)、任丘、河间府、献县、阜城、景州,至山东德州;D。经顺德府、广平府、肥乡、大名,至山东观县、临清。
交通发达之后,商品流通更加方便快捷,由此带动了城市发展。在各个交通干线上兴起了一大批交通中心城市,而这些城市因为商品、人员的增多,其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。例如,天津、临清、济宁、徐州、淮安、扬州、苏州、松江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、广州、西安、襄阳、重庆、成都等地。
值得一提的是明帝国对于海南岛的道路建设。明代整个海南岛没有开通主要交通干线的地区不过二百里而已,这对于五百多年前的明朝来说着实不易。
在陆路交通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,水路交通也逐渐发达起来。明 *** 对于京杭大运河的利用,被后世认为是利用得最好的,交通的发达极大促进了商品流通,加快了资金流动,为明代商业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封建社会利用得最好的大运河
倒霉的隋炀帝
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倒霉的一个帝王,他并非昏君。可不幸的是,他的姨父和姨兄弟们夺了他的江山。更不幸的是,他的姨表弟李世民却是公认的明君,明君的对立面不是昏君又是什么呢?其实,隋炀帝对于中国历史有两大贡献:一是对抗北方民族取得了巨大胜利,二是为了沟通南北经济修筑了京杭大运河。他的问题是好大喜功,不注意百姓的承受力,造成了民不聊生,一直到今天隋炀帝还在被人咒骂,就如下面这段说唱所表现的。
手挑龙帘挂金钩,有一位无道昏王要下扬州。这昏王,水路旱路他不走,在这平地挖了一道沟。河里头没有水,这船儿没有法儿走。文官拉纤他不用,武官拉纤他不准。传下了圣旨:挑选黎民下了河沟。挑下了十五六岁的桃花女,十八九岁的大学究。男女对面拉一处啊。昏王就把这宝箭抽,箭射龙绳分了左右,姑娘小子儿摔了跟头。男女对面摔一处啊,又是恨来又是羞。将船拉到了扬州去呀,昏王他临死时变成了牛。这老牛老马刀下死,大块肉来它上了秤头。
扒下了牛皮蒙大鼓,一挂挂在了钟鼓楼。万岁皇爷心欢喜,封他一个是定国的侯儿。剩下的骨头没有用处啊,赌博场里色子投。仨一群俩一伙,围着色盆内呢乐悠悠。这个叫三那个嚷六,三也不成六也不就。你咋这么贱骨头!
这个京东大鼓段子叫做《隋炀帝下扬州》。可以说,隋炀帝的过很大,但功也非常大,将他与桀纣放在一起,实在与历史真实不符。之所以为其鸣冤,就在于他开凿了大运河,使中国的水路交通为之大变,一千三四百年来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。
水路交通不比陆路交通,它被大规模建造的可能性不大。一般水路交通受地形影响很大。因此,凡是水多的地方水路交通自然发达。京杭大运河的开凿,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居功至伟。而整个封建社会,明朝对于京杭大运河的治理是最好的。
京杭大运河并非一次性修成。春秋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(从今扬州市到淮安市),将长江和淮河贯通,战国时期的梁惠成王于公元前360年开凿了大沟(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,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沟通黄河和济水),魏惠王又于公元前360年开凿了鸿沟(沟通了黄河和淮河)。
到了隋炀帝时期,京杭大运河开始被大规模地开凿。隋大业元年(605年)朝廷动员了百万民众开凿了通济渠,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,并且改造了邗沟和江南运河的诸多河道。大业三年(608年)又开凿永济渠,将运河连接到了今天的北京市宣武门、和平门一带。自此,才有了京杭大运河一说,据说全长2400公里。
到元代,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,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(山东运河),起自东平,至临清抵达御河,全长二百五十多里,建闸门31道,共用民工二百五十多万人。至元二十八年(1291年),在郭守敬的建议下,忽必烈再次动用二百八十多万人,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,全长一百六十多里。
这样,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,连接起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钱塘江、济水六大水系。自此,京杭大运河被分为七段:北京到通州称通惠河,长82公里;通州到天津称北运河,长186公里;天津到山东临清称南运河,长400公里;临清到山东枣庄市台儿庄称鲁运河,长约500公里;台儿庄到淮安称中运河,长186公里;淮安到瓜洲称里运河,长约180公里;镇江到杭州称江南运河,长约330公里。
明代的大运河主要用于运粮,也促进了商业活动,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,运河的兴衰影响着沿岸城市的命运。例如,淮安在古代无论是经济、军事、政治,还是文化都曾经非常发达,但随着运河的衰落,淮安也失去了往日的兴盛。
大运河不但对经济非常重要,对国家安全同样非常重要,每年从运河运往北方九边、灾区、国有粮库、市面的粮食就在千万石以上。如永乐十九年(1421年)为354万石,宣德六年(1431年)为549万石,正统元年(1436年)为450万石……上述数字仅仅是稻米的数量,其他粮食,如粟米豆麦等尚未统计。
水路交通的发达,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。交通好了,人们就会愿意外出进行商品交换,这样,对于货币的需求就越来越大;交通的建设又带动了房地产、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, *** 为此就要提高货币供应量,然而中国是贫银国,大量的货币就需要借助海外贸易从外部引入。海外贸易引起大量货币的进入进出,不可能不被 *** 重视。因此,商业税的征收逐渐受到权力阶层的关注。但是,明中央 *** 的商业税收却在整个税收体系的比重一直不高。明代农业税和盐税几乎占到80%以上,商业税始终没有占据主要地位。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兴隆是有目共睹的,按理说商业税的比重应该比较高,但为什么这么低?原因到底是什么呢?
明代九成的商业税进了谁的口袋
陆二烧灯草
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,有个叫陆二的人见街坊有人因为经商致富,便决定利用家乡的资源去A处卖灯草(即灯芯的原料),他雇了一艘船把灯草放到船上直奔A处而去。
“陆老板,前边有个收费站!”船老大的声音传来。“这么快呀,到收费站了!”“不是,七天前刚设的!听说是知府刘大人设的。”“哦,交吧。”
陆二并没有当回事儿,命手下人出面交税。他懂法,税率是三十税一。船上的草价值8两银子,交税二钱六,再加上各种费用四五钱银子够了。随后,陆二便叫小伙计陆炳拿了壶酒,端上一盘牛肉准备小酌一番。酒刚斟上,船老大走了进来,“陆爷,税款交了。”“船老大,来来来,坐下,咱们喝口!”船老大笑了笑,也坐在了船舱内。
二人举杯欲饮,就听船夫高喊“收费站到了,交税!”陆二一愣,“船老大,怎么又到收费站了?”“哦,对了对了,这是王知县设的收费站。”“哦,陆炳,你去交吧。我跟船老大喝酒。”二人对视而笑,“唉,这年头只要是能跟官府靠上边儿,他就能收税!”“是呀,是呀。来来,咱们喝一口!”二人一饮而尽。
陆二手中的酒盅还未放下,就听船夫嚷道:“收费站到了,交税!”“啊!”陆二脸色一变,“船老大,这是怎么回事儿呀!”“这是京城回家休养的赵公公设的收费站,人家可是京城的人呀,不敢惹呀,交税吧!”陆二阴沉着脸,从包袱中取出四钱银子交给了船老大。船老大起身出去,不一会儿回到船舱二人继续饮酒。
你一言,我一语,家长里短话不尽。就在这时,一人高呼“交税!”陆二手中的酒杯猛地往桌上一放,“这咋又到收费站了呀!”“你不知道,这是前边正规收费站临时增设的临时收费站。”“临时多久了?”“好像临时了七八年了吧。你是第一次做生意,所以不知道!”“这、这,唉,没办法,交吧!”
陆二和船老大就这样一边吃一边交税,结果一百多里的水路有十来处收费站,陆二为此交了足有四两银子。陆二的心拔凉拔凉的。这船灯草价值八两,收税四两,买草和雇船以及路上的花销也有四两。这家伙,自己这次买卖不要说赚钱了,不赔已经阿弥陀佛了。
陆二端着酒杯的手在颤抖,他的心在滴血。这时,又听有人高声喊“收费!”陆二哎呀一声,手中的酒杯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。“这可如何是好啊?赔了,赔了!”就在他手足失措之际,船老大一拍他的肩膀,“喂喂,陆老板,咋了?不是收费站到了,是‘首飞山’到了!您上岸休息休息吧。”
“啊?‘首飞山’,我呸,怎么和收费站谐音呀。”陆二和船老大、陆炳等人上了岸。此刻,陆二再一看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只更少了,他不禁问道:“船老大,前往A处还有多少个收费站呀!”“陆老板,这个我还真不好说,收费站天天都在增,刚才经过的那个收费站,上次我路过的时候还没有呢。保守估计还有十处吧!”“啊!”陆二一听,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
沉思良久之后,陆二颤抖着说:“陆炳,你去把船上的灯草全都放到岸上来!”“为啥?”船老大和陆炳都非常好奇。“烧了吧!”“烧了?咱们辛辛苦苦的……”“别说了,你们想想,前后二十多处收费站,光收费站就要去了我们八两多银子,除去往返船费、吃住、买草的钱,如果我们再继续走,那可就赔大了。如果想不赔就得把这船灯草的价格提高到20两,而A处的价格是八两,你们说我们能卖得出去吗?总而言之都是赔呀,倒不如烧了它,我和陆炳从陆路走回去。这样的话,也许就只赔个一两。唉,早知买卖这样,我就不做了!”
如果不是明代人周辉,在他的《金陵琐事》中记载下陆二的故事。今人恐怕很难明了明朝后期贪官污吏对小商人的压榨有多么严重。万历年间,是明代商业受到压制比较严重的时期。即使如此,因为前后皇帝们或无所作为或治国有方,商业并没有因此衰落,仍然螺旋式上升着。明朝后期中国商业的发达的主要表现为:东南沿海发达的走私经济和海盗经济、边关的贸易、盐茶产区的走私经济、江南丝织棉贸易、京杭大运河沿线贸易。
然而,这些地区也是受盘剥比较重的地区。例如,京杭大运河除了运军粮和 *** 摊派的粮食之外,商业粮食和其他商品的运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商税主要有四大类。
第一类是货物税(商税,针对货物征收)。洪武年间除了农用工具和教育用品不用缴税外,其他都需要缴税。收税额度是商品售价的三十分之一。税收收缴是除北京、南京、凤阳这个三个都城外,当时的一线城市都由朝廷委派的税收人员负责,二线城市以下则归各省负责。地方商税是小部分上缴国库,大部分留做地方财政支出。
第二类是船钞(通行税,针对交通工具征税,户部征收)。1423年明 *** 开征船钞,之前则征收通行税。明 *** 在南京到淮安、淮安到徐州、徐州到济宁、济宁到临清、临清到通州这五段,对运载能力在100石的船只,每过一段行程征收税款100贯钞(折银1.25两)。收税站设在扬州、淮安、临清、河西务、九江、杭州、浒墅关。征收船钞后,除了临清外,其他大部地区都不再征收通行税。
第三类是抽分(特别商品税,工部征收),即对木料、竹子、麻、桐油、铁、煤、木炭、钉子、铜线等制造船只等交通工具所用的物品进行征税。收税站一般在北京、南京、淮安、正定、兰州、广宁、荆州、太平、芜湖、杭州等地。除了北京有四个收税站外,其他地区都是一个。
第四类是货物堆放许可税(门摊税,对货主征收):货栈、货摊每三个月缴纳一次许可税,征收方式是由该地行业协会中的头面人物(会长)收缴后交给地方官。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明代税收机关人员、征收种类越来越多。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上百名,如果加上相应的保安队伍,每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多达数百人。征税的品种,包括奢侈品(如丝织品、高级瓷器)、进口商品(香料等)、日常用品(草鞋、手绢、西瓜、大葱等我们今天常见的东西),多达两千种。对这些商品都作了细致的税收规定。例如:
药材每斤、白小碗每十五个,税钞、牙钱钞、塌房钞各二百文;荔枝、圆眼、冬笋、松子、桐油、柏油、黑砂糖、蜂蜜每斤,腊胭脂每两,土粉、土硝、硷、松香、墨煤、麻、肥皂末香槐花、胶枣、鸡头、螃蟹、蛤蜊每十斤,干兔、鸡、鸭每只,白茶盅每六个,甘蔗、藕每十根,竹箸每一百双,竹扫帚每十把,蒲席每领,杂毛小皮每张,毡、帽每个,草鞋每十双,税钞、牙钱钞、塌房钞各一百七十文。
明朝初期,朱元璋要求不对日常生活用品征税(丧葬用物及舟车丝帛之类免税,又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免税),到了中后期几乎对所有东西都征税。很显然,税收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很大。再加上明朝施行 *** 官员低薪制度,特别是吏役没有薪水,这种制度的负面作用比我们今天某些行业的“低底薪高提成”更甚。
由于税收的多少与吏役的收入挂钩,因此,他们在积极征税的同时,必然勒索克扣,甚至对一些战略物资强行征税。明 *** 不得不在1469年规定:对于执行 *** 任务的运粮、运物资的漕运军船不得征收船钞。起初,吏役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漕粮等征税,只是对漕运粮船上的船员所带的自备粮草、燃料征税。但其后,随着吏治的腐败,吏役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。
明 *** 对吏役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没有察觉,也数次明文禁止这种行为,然而,基层 *** 的运作要靠他们,而他们不征税就没有收入来源,那他们的积极性从何而来?所以,最终还是老样子,役吏们仍然无法无天,商业税征收的地点越来越多,直到明朝灭亡。
皇家田庄的宦官们见征税大有甜头,便纷纷私设征税点。为此,1502年明中央 *** 明令禁止此恶行。
同时,征税时暗中索取、罚款、强迫捐献等事情也屡禁不止。
还有严苛的惩罚偷逃税的措施,例如:税收清单上的商品有一件没有缴纳税款的话,清单上的所有商品都要双倍缴纳。而且征税的随意性也很大,税如何征、哪些该减免完全由征税官员做主。
此外,重复征收严重,例如从河西务到北京这一河段上就有三个收税站。
明中央 *** 和皇帝本身为了某项事务,也往往强行向商家无端征税,美其名曰“捐献”。例如1465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琛就建议对通州、徐州的船只征收“济漕”费,也就是要求商家无偿帮助官家的漕运。理由就是为了国防建设,“国”好了他们自然就好了。
明 *** 既然如此大规模、大幅度地征税,那么,税收成绩肯定很好了。然而,从数字上看,商业税并不多,例如1488年,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4600万贯钞。该年钞和银子的比价是1贯折合0.003两,因此,折银为13.8万两。
1544年,全国的货物税和通行税总计5200万贯钞。该年钞和银子的比价是1贯折合0.005两,因此,折银为26万两。
然而,万不可被假象迷惑。真实的税收则远不止26万两。因为上述征税的弊端,真正进入中央财政的税收不及真实税收的十分之一。据黄仁宇先生估计,每年光在京杭大运河上运输的棉布价值就高达50万两。而棉布只是十种大宗商品中的一种而已,况且棉布与木材、食盐、粮食等相比,其每年运送的数量要低得多。因此,全年实际上的商品货物价值,估计1000万两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,保守估计,每年仅货物税就可以征收33万两,比全国的商业税收还要多,即使我们承认十分之一这个数字,那么,其余十分之九的税又跑到了谁的口袋里去了?
除了前面提到的 *** (各级、各种权势人物)的税收盘剥外,商人中的官僚商人、与官员联合的巨商富贾和走私者的偷税行为,都是造成税收不能进入 *** 口袋的原因。
更为严重的是,走私经济下许多商人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膨胀,不但使税收出现问题,更使“官斗不过吏,吏受制于商”这种现象成为常态。因为,官一般是外派的,而吏则是当地人,官要是想做事只能靠吏,而吏的收入则需要搜刮民脂民膏,这样商人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吏的“老板”。到后来,商人甚至到了影响地方政局的地步,而这又加强了“白银帝国”的负面因素,从而使晚明亡于商人的证据更加充分了。
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个官商斗的案例。
官斗不过商
顾尚书与邹百万的冲突
嘉靖年间,无锡有三大富人,分别是邹望、华麟祥、安号桂。顾尚书荣僖公因为“丁忧”回转家中,一日乘坐官轿正行进在路上。突然,轿子后面一阵惊扰。顾尚书掀开轿帘一看,只见一顶极为华丽的轿子飞快地奔来,后面还跟着一溜这样的轿子,飞快地超越了顾尚书的轿子。顾尚书仔细一看,不禁大惊失色,轿子里的人全是和尚。
顾尚书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回事,随从忙说:“无锡首富邹望的老母亲死了,听说请了一百多位僧人为她超度,来来往往皆用这种轿子接送。”“啊!好有钱呀!”顾尚书发着感慨回到了家中。刚一进屋,就见管家慌慌张张地迎了上来,“大人呀,咱们西大街的老宅子被邹百万给扒了。”“什么!”顾尚书勃然大怒,“好你个邹望,人家怕你,我是尚书我可不怕你!拿着我的帖子去知府衙门告他,不把他法办了我这尚书白当了!”
果然,没有多久,邹望就被捉进了大牢。然而,令人奇怪的事情出现了。邹望被抓的那天下午,无锡城里的所有买卖人纷纷罢市要求释放邹望。知府一听连忙放了邹望,商户们这才陆续营业。顾尚书见此情景不禁大怒,知府也知道无法交代,连忙来到尚书大人的家中请罪。
“顾大人,卑职实在是挺不住了呀!这全无锡的商人如果罢市的话,朝廷知道了,不但我吃不了兜着走,就是您恐怕也要挨批评呀!”
“这邹望就这么大的能耐?”“嗯,是呀。您不知道,无锡有三大富,这三大富平日里交结广泛,就是京城里的达官显贵们都与他交好。自从抓了邹百万之后,那两个大户也给我捎信来,如果不放了他,全无锡所有商人都要罢市罢业。”“这么厉害呀!”“是呀。您还不知道呢,听说他们还发了话,您的家人只要在无锡买东西,无论是蔬菜水果鱼肉布匹,所有商人都不会卖给您!”
“胡说!我不信!”顾尚书连忙派家人到无锡街头去买东西,哪成想果然各个商家一听说是顾尚书家的人买东西,无论出多高的价钱也不卖。顾尚书听闻此言,默默无语。这时,门卫拿着一封信来到会客室,“老爷,刚才有一封信扔到了咱们家的门口,看信封好像是给您的!”顾尚书接过信来一看,直吓得脸色苍白:“快,速速命衙役捕快来我这里保护我!”
“顾大人,并非我不愿帮您。跟您说实话吧,今天来拜访您,您知道我为什么要骑马而来吗?”“不知道。为何?”“您不知道呀,今天衙役轿夫听说是来您这里,纷纷说病了不来呀!”“啊!”顾尚书呆若木鸡,“人们常说‘有钱能使鬼推磨’,看来真是如此呀!我堂堂一尚书今日败矣!”
究其顾尚书失败的原因,乃在于交通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、商人势力的强大。商人强大之后,结合自宋代以后出现的“官无封建,吏有封建”的历史事实,便形成了“官斗不过商”的情况。吏是当地人,且工资不由财政支出,全靠盘剥百姓和商人贿赂,自然形成了依赖商人的情况。而不仅仅是吏,后期的官与官斗、皇帝与官斗,斗的背后都站着商人。
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曾经对商人势力进行过抑制,但效果并不好。例如,万历年间尽管对商业的剥削比较严重,但明代中后期的商业仍然总体上获得了长足发展。在万历时期,商人不但已经可以参加科举考试,而且在朝中已经培植了强大的代言人势力。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,其实就是皇权与商人势力的斗争。到了明朝后期,特别是南明政权时期,商人(更具体地说是官商)已经把控了朝政。
商人把控中央级的朝政可以说是在天启、崇祯朝非常明显。但早在嘉靖年间,一些地方政权就已经被商人垄断,地方 *** 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听命于富商巨贾,无锡邹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。
明代中后期国内贸易随着交通的发达,以前南北货物难以大规模交换的现状被彻底改变。南方以卖方身份出现在北方市场,主要供应丝织品、瓷器、棉布、木料、纸张、漆器、有色金属、皮革等。北方输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、羊毛纱线。
商业的高度发达则直接促进了城市发展,例如淮安因为运河而兴盛,它被荷兰大使霍姆在1644年称为“ *** 的第八大城市”。
除此之外,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几年间由小渔村变成大城市一样,明代京杭大运河的繁荣,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成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。例如,因为大运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较急,为了行驶安全, *** 便修建了一条备用运河,1587年在这条备用运河的某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名叫“夏镇”的地方。而17世纪初,皇帝便派了一名亲戚坐镇此地专管收税。
在万历、崇祯年代,由于水路交通的大发展,国内贸易、国际贸易的兴盛,中国逐渐形成了十五大城市,它们是:北京、南京、杭州、镇江、广州、福州、苏州、上海(当时称松江)、淮安、扬州、临清、济宁、扬州(主要是今天扬州下辖的仪征市,当时称仪真)、芜湖、景德镇。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官与商的合流,最终到了万历年间几乎到了“无官不商”的地步。东林党主要成员的出身虽然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,但他们对于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。那个时期,四分之三的进士、举人是商人出身。
仅拿明代晋商典型的张家、王家为例。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(礼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)张四维之所以成为首辅,在政治上,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(兵部尚书、陕西总督),而王崇古的爷爷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政;在经济上,则靠其父亲张允龄、叔父张遐龄、岳父王恩、大舅子王诲、二弟张四教、四弟张四象等这些大商人。王崇古的父亲王瑶、哥哥王崇义、从弟王崇勋、伯父王文显、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。
张家、王家在联姻的同时,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,而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。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。以至于御史永郜为此愤怒地说道:盐法之所以败坏,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。因此,官商家族成为明代非常明显的特征,也是商人与官员进行争斗的后台。
商人的势力增强并不仅仅表现在官商一体化以及官商斗争上,更体现在商人的生活方式、思想上,商人的经营方向影响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,而这又是晚明出现社会风气奢靡化的根本原因,也是败明的原因之一。
引领风尚的明代商人
男不男女不女的明末读书人
万历年间的苏州城内,铺户兴旺、买卖兴隆。在各色商铺之中,许多商人、富家子弟、读书人、官员流连其间。举人李乐在书童的几次催促下,终于放下了书本来到大街上散心休息。书童李来一边走一边说:“少爷,今天出来可不能白出来呀,再过几天就是老太太的生日了,您可得买些东西呀。龚春瓦瓶现在非常有名,不如买一个吧。”“龚春瓦瓶?什么牌子?”
“哎呀,少爷,您真是读书读死了。龚春、时大彬两个人是现在做瓦瓶最好的两个人,他们做的瓦瓶光滑如玉、细腻温润非常好,每个都能卖到二三两呀!”
“啊?二三两?要知道二三两银子,那可是农民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能积攒下来的呀。这么贵重的东西,咱们买它作甚。”李乐一口回绝。李来听罢,沉思一会儿,又道:“那就买个胡四铜炉或赵良璧锡器,一两银子就行。少爷,人家大门大户都买这些东西,咱们如果没有,还不让人家笑话。”
“不行不行,我们读书人应该俭朴持家。那些奢侈品给人带来的无非是感官享受,它只能给那些内心空虚的人充门面,像我这样自信的人根本用不着那些东西。”
“哼,俭朴现在被人看做是陋习呀。就是那些贫民、农民都买这些东西,咱们能不买?”
“啊?”李乐大吃一惊。“现在的人都这么富?”
“哪呀,他们买的都是假的,样子一样而已。比如何得之扇面吧,那真的扇面可以用数载,是用宣纸、真竹做的,假的用的只是普通纸、竹篾而已。”
“哈哈哈,既然天下人都在买假冒产品,我买了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?”李乐正在说话间,突然,眼见前方红霞一片。李乐仔细一看,发现这片红霞原来是一大群读书人,他们个个身穿红色、紫色的衣服成群结队地去郊外游玩。李乐痴呆呆地看着,“这些非男非女的中性人都是什么人?”
李来一看乐了,“这些人是去参加虎丘书会的。”
李乐听罢,只是轻声叹了一口气,“回吧”。整晚李乐都没有睡着,他在辗转反侧间,苦想着:如此下去,世人不知道简朴,全都追逐奢华,仁义礼智信将何处所存。读书人本来应该安守清贫,可如今也追随时尚,唉....。.
第二天早上,一夜未睡的李乐擦了擦眼泪,不禁吟出一首诗来,诗曰:昨日到城廓,归来泪满襟。遍身女衣者,尽是读书人。
李乐是一位传统的儒家子弟,对信仰很执著。然而,这种人毕竟是少数,根本无法阻挡社会潮流。因为商人势力大增,他们开始由顺从风俗,逐渐变为影响甚至引领风潮。明代中后期的商业非常兴隆,商人出售的产品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范围,奢侈品增多,逐渐引领了社会时尚甚至影响了民众的生活。
例如,万历之前制鞋一般都是妇女的工作,万历年间则有了男人从事制鞋业。那时,南京桥夫营的鞋业非常发达。以前的鞋非常笨重,后来出现了比较轻巧的蒲鞋。一位姓史的外地人来到了南京,他用黄草编的鞋非常漂亮,富贵之家争相购买,之后平常人家也买这种鞋穿。
再比如,上海地区原本没有夏天穿的袜子,一年四季都是毛毡袜子,直到万历年间才开始出现布做的袜子。还有其他一些稀奇事物,直至影响到今天的百姓生活,例如吃河豚等。
商人在给民众带来生活方便的同时,对当时的基础建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当然,商人对于当地建筑业、交通业的投资首先是为了自己经商方便,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。例如商人对于商路的开拓,给百姓出行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
开辟商道对于经商意义重大。例如,自唐代开始就出走四方的徽商,不断地将食盐、茶叶、木材、布匹、文房四宝等,贩往长江沿岸的安庆、九江等交通口岸,在当地收购桂鱼、生猪、植物油等特产销往徽州山区。在这条商路上,有不少地区当时尚未开发。徽商为此修路、建桥、挖水井等,对当地的生活和经济、文化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他们逐渐开辟了数条商路,其中一条就是:由徽州(今安徽黄山市)经祁门、石台向东,经过三县交界的仙寓山榉根岭之后,沿石台边境进入东至县,过了鸡头岭后走设源到排篷的三建桥。由此分道:一路经过大蜈蚣岭走洋湖,向西到东流县,向北从小路嘴、雁汊到安庆或沿江上行至武汉等地;一路经小蜈蚣岭过葛公、高岭、尚合、徐村,到达东至县城,再翻过县城西的梅山通往福建、广东。
与此同时,一些介绍商路的书籍成为商人经商时的必备手册。例如,《明一统路程图记》[明隆庆四年(1570年)休宁县人黄汴撰,又名《图注水陆路程图》,《新刻水陆路程便览》,《士商必要》],《天下路程图引》[明天启六年(1626年)憺漪子编,又名《士商要览》],《士庶备览》,《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拨锦》,《天下四民三台万用正宗》,《天下民家便用万锦全书》,《水陆路程》,《新安原版士商类要》,《士商类要》,《寰宇通衡书》等。
上述这些商路图书,除了为商人带去便利外,更弥补了正史的诸多不足,提供了不少正史没有收录的行程路线图。例如《明一统路程图记》收集水路路线143条,陆路路线100条,除了南北二京至十三省驿路外,又收录了水路路线127条,而且标注了各个驿站之间的距离,非常便于客商使用。
为了便于记忆,这些商路图书还将一些地名编成歌谣。例如有一首《水程捷要歌》说的是从徽州到杭州的水路里程:一自渔梁坝,百里至街口,八十淳安县,茶园六十有,九十严州府,钓台桐庐守,橦梓关富阳,三浙垅江口,徽郡至杭州,水程六百走。
为了让商人能够在目的地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、了解当地风俗,更重要的是了解当地的基础建设、物产,从而更有利于经商活动,这些商路图书往往对风土人情、酒店旅馆、治安状况等都有详细的记述。凡是商旅外出所需的常识,诸如山川险夷、物产出处、行程风险、水旱码头、牙侩好坏、门摊课税、名胜古迹,乃至轿夫船户是否可靠,沿途食宿是否卫生,皆有记述。
因为海陆交通路线的开辟,明 *** 又大规模地开发交通工具、构建交通设施、完善交通管制机构,这些直接促进了大规模的商品流动,海上贸易的发展还使得明朝的商品如茶叶、丝绸、瓷器等远销到欧洲。